整治群租根在满足“廉住”需求

上周五起，拿中远两湾城开第一刀，沪上开始了整治群租行动。第一时间，本地媒体对该行动予以了突出报道，中央各大媒体也对上海整治群租行动予以了关注。

一次地方范围内的专项整治行动，能引起央媒的集体关注，从侧面告诉人们一个事实：放在全国范围内，大中小城市均受群租问题所困扰，差别只在于矛盾的突出程度。

群租带来的最大问题是城市治安难度增大，群租者成分复杂，群租房易藏污纳垢，日常治安管理形成死角，滋生各类违法违规活动。群租对居住者本身也带来诸多安全隐患，极端的事例如前不久发生于本市松江区新育路的一处群租房失火惨剧，导致6个鲜活的生命在大火中丧生。

整治群租，除利于治安管理，还得到小区居民、物业管理、社区居委会的普遍支持。这涉及小区居民日常生活秩序维护，居委会与居民之间正常关系维系，物业管理和维修成本控制。此外，工商、城管、税务等行政机构也是直接利益关联方，若能遏制群租现象蔓延，利用群租制假、无证经营、非法传销等违法违规现象也会相应收敛一些。

由此所见，政府之所以下决心安排一次专项集中整治群租，符合城市社区有序运行的社会管理大目标，具有相当广泛的民意基础，早报对此也持赞许态度。

问题在于群租不可能一扫就了之。尽管我们能就群租弊大于利形成相当程度的社会共识，但却不能回避整治之后怎么办？是像举不胜举的各类专项整顿行动那样，从此陷入“整治－反弹－再整治－再反弹”的泥淖，一次次被动应付，还是以此为契机，开始着手解决主要集中于本市服务行业的外来务工者(包括非本市户籍却选择上海落脚地的刚参加工作的白领)的廉租房供给问题？

拿经济学和社会学作为分析工具，任何一种正面或负面的社会现象，其形成或蔓延都不是孤立的。以群租现象之所以蔓延为例，最关键的一条，是有大量的市场需求存在。而且，随着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随着发展加快带来的个体居住成本的大幅攀升，若没有相应的廉租房供给出现，群租现象又何以能一扫了之？

针对外来务工单身人口为主的特定的“廉住”需求，是每座城市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势必要出现的市场现象。这样的需求是典型的刚性需求。而且，需求的总盘子会越来越大。

对外来人口的“廉住”问题，以相同或相似的发展阶段比较，各国碰到的问题大致有两类：一类是大城市城郊普遍出现成片贫民窟。孟买、里约热内卢、墨西哥城等，都属于这种情形。建国前上海闸北区等地的大片棚户区也属这一类；另一类则是目前国内大中小城市都已不同程度出现的群租现象。

依据国情和市情，政府既不想出现贫民窟现象，也不希望看到群租现象继续蔓延开来。那么，在采取整治行动治标的同时，就必须另想办法。依早报评论员所察：办法主要有三条：一是公交优先，加快发展网格化交通，同时像北京那样大幅降低公交票价，使集中于中心城区的“廉住”需求向城区外围转移；二是将中心城区可以利用的旧厂房、旧仓库加以集中改造，使之成为满足最低居住要求的“廉住公寓”；三是在城区外围兴建成批的“廉住公寓”。

这三条说来容易做起来难。对城市管理者言，每一条都涉及鱼和熊掌如何兼得的利益取舍。譬如，利用旧厂房、旧仓库，土地的商业化开发就得先让路，影响预算外财政收益。显而易见，整治群租的背后，涉及城市公共政策的选择，对政府而言，是又一个新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