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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广州城市绿色景观系统的构筑
作者:佚名 责任编辑:admin 更新时间: 2015-11-04 22:00:04
一、城市绿色景观系统的构成要素
城市景观的构成要素大致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反映城市生态和自然环境条件的自然要素,主要有地形、水体、绿色植物及其它不确定的自然因素;第二类是人工要素,主要指城市的设施和建筑物;第三类是社会要素,指影响城市景观的一种无形的因素,包括人对景观的感知体现和人对景观环境的改造等。本文研究的城市绿色景观主要指第一类自然要素和第二类人工要素中的绿色开敞空间,如公园、广场、滨水区等。城市绿色景观系统即指城市中的自然生态景观和以绿色开敞空间为主的人工景观共同构成的景观生态系统。在当今城市环境恶化和城市特色贫乏的背景下,通过对城市绿色景观进行系统分析和构筑,来体现城市自然与人工的融合和“以人为本”的城市可持续发展是非常必要的。
二、城市绿色景观系统设计的相关理论及实践
1、我国古代的“风水”学说
这里暂不讨论“风水”学说的科学和迷信,只用来说明古代城市选地和建筑空间营造方面与自然环境因素的巧妙结合。典型的城市风水格局是城市背靠山,前临水,两侧是又有山脉环绕(青龙、白虎)的相对封闭而又完整的空间环境,其实质是强调城市选址与自然环境要素的融合,它所形成的绿色景观系统是完整而连续的系统。
2、西方城市十九世纪末的公园运动,随着工业化大生产导致的人口剧增和环境恶化,在十九世纪末,西方城市已开始通过建造城市公园等城市绿色景观系统来解决城市环境问题。
早在奥斯曼进行巴黎改建的时候,在大刀阔斧改建巴黎城区的同时,也开辟了供市民使用的绿色空间;纽约的中央公园也是在此背景下建造的。通过建造城市公园来构筑城市绿色景观系统最成功的例子是1880年,美国设计师奥姆斯特(Oimsed)设计的波士顿公园体系,该公园体系突破了美国城市方格网络网格局的限制,以河流、泥滩、荒草地所限定的自然空间为定界依据,利用 200—1500英尺宽的带状绿化,将数个公园连成一体,在波士顿中心地区形成了优美、环境宜人的公园体系(Park System),被人称为波士顿的“蓝宝石项链”。
3、霍华德的花园城市和沙里宁的有机疏散理论对城市绿色景观设计的影响。霍华德于1898年提出的花园城市模型是:直径不超过2km,城市中心是由公共建筑环抱的中央花园,外围是宽阔的林荫大道(内设学校、教堂),加上放射状的林间小径,整个城市鲜花盛开,绿树成荫,人们可以步行到外围的绿化带和农田,花园城市就是一个完善的城市绿色景观系统。在花园城市理论影响下,1944年的大伦敦规划,环绕伦敦形成了一道宽达5英里的绿带。
沙里宁的有机疏散理论是针对大城市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向外疏散问题而提出的,他在大赫尔辛基规划方案中一改城市的集中布局而使其变为既分散又联系的有机体,绿带网络提供城区间的隔离、交通通道,并为城市提供新鲜空气。 花园城市理论和有机疏散理论为城市规划的发展、新城的建设和城市景观生态设计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71年莫斯科总体规划采用环状、楔状相结合的绿地系统布局模式,将城市分隔为多中心结构,城市用地外围环绕10-15公里宽的森林公园带,构成了城市良好的绿色景观和生态系统。
4、麦克哈格的设计结合自然理论
美国的麦克哈格在1971年出版了《设计结合自然》(Design With Nature),该书提出在尊重自然规律的基础上,建造与人共享的人造生态系统的思想,并进而提出生态规划的概念,发展了一整套的从土地适应性分析到土地利用的规划方法和技术,即叠加技术(“千层饼”模式)。这种规划以景观垂直生态过程的连续性为依据,使景观改变和土地利用方式适用于生态方式,这一千层饼的最顶层便是人类及其居住所,即我们的城市。
5、景观生态学理论
景观生态学理论始于30年代而兴于80年代,景观生态学强调水平过程与景观格局空间的相互关系,把“斑块椑鹊罈基质”(Patch-corridor-mattix)作为分析任何一种景观的模式。景观生态学应用于城市及景观规划中特别强调维持和恢复景观生态过程及格局的连续性和完整性。具体地讲,在城市和郊区景观中要维护自然残遗斑块的联系,如残遗山林斑块、水体等自然斑块之间的空间联系,维持城内残遗斑块与作为城市景观背景的自然山地或水系之间的联系。这些空间的联系的主要结构是廊道,如波士顿公园体系中的绿带和莫斯科外围的森林公园带。维护自然与景观格局连续性是构筑城市绿色景观系统的有效方法。城市中的绿色景观可以视为散落在城市中的自然斑块,只有通过建立廊道使其连续并与城市自然生态有机结合才能构成绿色景观系统,实现人类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北京大学的俞孔坚教授就是运用景观生态学关于景观格局连续性的方法对中山市的绿色景观格局进行了完善。
三、广州城市绿色景观格局的发展过程及现状
1、广州城市绿色景观格局的发展过程
广州是有二千多年历史的城市,其最早的选址即位于白云山下,珠江之滨,具有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到宋代时,城内已形成一条条水道(濠),明清时,广州城向北扩展到越秀山,向南延伸到珠江边,城内六脉渠成为山水之间的联系廊道,古城东西两侧则有禺山和坡山,形成了“六脉皆通海,青山半入城”的自然与人工和谐相处的优良生态环境。民国以后,虽然城市扩大,城墙拆除,但这种天然形成的“山水”城市格局并没有大的改变,而且政府部门着重修复和完善了从越秀山、经中山纪念堂、市政府、人民公园、起义路直到海珠广场的城市轴线,在越秀山和珠江之间形成一条绿色的廊道,这条轴线在空间形态上突出城市轴线区的主导地位和凝聚作用,加强了城市与白云山脉及珠江水域的自然联系。城市空间及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基本上保持了明清时代的特色与风格。
建国以后,城市迅速发展,城区不断扩大,旧城内的一些河涌变成了暗渠,但解放前后修建及扩建的荔湾湖公园、流花湖公园、越秀公园、烈士陵园及东湖公园为广州绿色景观格局的保存及延续创造了十分重要的条件,这五所公园原建于城郊交汇处,与民国时期广州城区轮廓基本重合,起到了城市外围绿地的作用。随着城市的发展,这些公园已被包围在旧城区中,成为旧城中散落的绿色斑块,但其对于旧城生态系统的作用和对于城市绿色景观格局的延续具有重要作用。改革开放以后,城市快速增长,天河新区迅速形成,同时广州沿珠江向东发展至黄埔和经济技术开发区,向北发展到了白云区的新市和石井,尽管城市环境不断恶化,水体污染,但一山(白云山),一水(珠江)的山水城市景观格局得到延续。外围的生态敏感带(北部流溪河平原,南部的果树保护区和花卉保护区)一直被保护下来。
城市景观的构成要素大致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反映城市生态和自然环境条件的自然要素,主要有地形、水体、绿色植物及其它不确定的自然因素;第二类是人工要素,主要指城市的设施和建筑物;第三类是社会要素,指影响城市景观的一种无形的因素,包括人对景观的感知体现和人对景观环境的改造等。本文研究的城市绿色景观主要指第一类自然要素和第二类人工要素中的绿色开敞空间,如公园、广场、滨水区等。城市绿色景观系统即指城市中的自然生态景观和以绿色开敞空间为主的人工景观共同构成的景观生态系统。在当今城市环境恶化和城市特色贫乏的背景下,通过对城市绿色景观进行系统分析和构筑,来体现城市自然与人工的融合和“以人为本”的城市可持续发展是非常必要的。
二、城市绿色景观系统设计的相关理论及实践
1、我国古代的“风水”学说
这里暂不讨论“风水”学说的科学和迷信,只用来说明古代城市选地和建筑空间营造方面与自然环境因素的巧妙结合。典型的城市风水格局是城市背靠山,前临水,两侧是又有山脉环绕(青龙、白虎)的相对封闭而又完整的空间环境,其实质是强调城市选址与自然环境要素的融合,它所形成的绿色景观系统是完整而连续的系统。
2、西方城市十九世纪末的公园运动,随着工业化大生产导致的人口剧增和环境恶化,在十九世纪末,西方城市已开始通过建造城市公园等城市绿色景观系统来解决城市环境问题。
早在奥斯曼进行巴黎改建的时候,在大刀阔斧改建巴黎城区的同时,也开辟了供市民使用的绿色空间;纽约的中央公园也是在此背景下建造的。通过建造城市公园来构筑城市绿色景观系统最成功的例子是1880年,美国设计师奥姆斯特(Oimsed)设计的波士顿公园体系,该公园体系突破了美国城市方格网络网格局的限制,以河流、泥滩、荒草地所限定的自然空间为定界依据,利用 200—1500英尺宽的带状绿化,将数个公园连成一体,在波士顿中心地区形成了优美、环境宜人的公园体系(Park System),被人称为波士顿的“蓝宝石项链”。
3、霍华德的花园城市和沙里宁的有机疏散理论对城市绿色景观设计的影响。霍华德于1898年提出的花园城市模型是:直径不超过2km,城市中心是由公共建筑环抱的中央花园,外围是宽阔的林荫大道(内设学校、教堂),加上放射状的林间小径,整个城市鲜花盛开,绿树成荫,人们可以步行到外围的绿化带和农田,花园城市就是一个完善的城市绿色景观系统。在花园城市理论影响下,1944年的大伦敦规划,环绕伦敦形成了一道宽达5英里的绿带。
沙里宁的有机疏散理论是针对大城市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向外疏散问题而提出的,他在大赫尔辛基规划方案中一改城市的集中布局而使其变为既分散又联系的有机体,绿带网络提供城区间的隔离、交通通道,并为城市提供新鲜空气。 花园城市理论和有机疏散理论为城市规划的发展、新城的建设和城市景观生态设计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71年莫斯科总体规划采用环状、楔状相结合的绿地系统布局模式,将城市分隔为多中心结构,城市用地外围环绕10-15公里宽的森林公园带,构成了城市良好的绿色景观和生态系统。
4、麦克哈格的设计结合自然理论
美国的麦克哈格在1971年出版了《设计结合自然》(Design With Nature),该书提出在尊重自然规律的基础上,建造与人共享的人造生态系统的思想,并进而提出生态规划的概念,发展了一整套的从土地适应性分析到土地利用的规划方法和技术,即叠加技术(“千层饼”模式)。这种规划以景观垂直生态过程的连续性为依据,使景观改变和土地利用方式适用于生态方式,这一千层饼的最顶层便是人类及其居住所,即我们的城市。
5、景观生态学理论
景观生态学理论始于30年代而兴于80年代,景观生态学强调水平过程与景观格局空间的相互关系,把“斑块椑鹊罈基质”(Patch-corridor-mattix)作为分析任何一种景观的模式。景观生态学应用于城市及景观规划中特别强调维持和恢复景观生态过程及格局的连续性和完整性。具体地讲,在城市和郊区景观中要维护自然残遗斑块的联系,如残遗山林斑块、水体等自然斑块之间的空间联系,维持城内残遗斑块与作为城市景观背景的自然山地或水系之间的联系。这些空间的联系的主要结构是廊道,如波士顿公园体系中的绿带和莫斯科外围的森林公园带。维护自然与景观格局连续性是构筑城市绿色景观系统的有效方法。城市中的绿色景观可以视为散落在城市中的自然斑块,只有通过建立廊道使其连续并与城市自然生态有机结合才能构成绿色景观系统,实现人类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北京大学的俞孔坚教授就是运用景观生态学关于景观格局连续性的方法对中山市的绿色景观格局进行了完善。
三、广州城市绿色景观格局的发展过程及现状
1、广州城市绿色景观格局的发展过程
广州是有二千多年历史的城市,其最早的选址即位于白云山下,珠江之滨,具有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到宋代时,城内已形成一条条水道(濠),明清时,广州城向北扩展到越秀山,向南延伸到珠江边,城内六脉渠成为山水之间的联系廊道,古城东西两侧则有禺山和坡山,形成了“六脉皆通海,青山半入城”的自然与人工和谐相处的优良生态环境。民国以后,虽然城市扩大,城墙拆除,但这种天然形成的“山水”城市格局并没有大的改变,而且政府部门着重修复和完善了从越秀山、经中山纪念堂、市政府、人民公园、起义路直到海珠广场的城市轴线,在越秀山和珠江之间形成一条绿色的廊道,这条轴线在空间形态上突出城市轴线区的主导地位和凝聚作用,加强了城市与白云山脉及珠江水域的自然联系。城市空间及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基本上保持了明清时代的特色与风格。
建国以后,城市迅速发展,城区不断扩大,旧城内的一些河涌变成了暗渠,但解放前后修建及扩建的荔湾湖公园、流花湖公园、越秀公园、烈士陵园及东湖公园为广州绿色景观格局的保存及延续创造了十分重要的条件,这五所公园原建于城郊交汇处,与民国时期广州城区轮廓基本重合,起到了城市外围绿地的作用。随着城市的发展,这些公园已被包围在旧城区中,成为旧城中散落的绿色斑块,但其对于旧城生态系统的作用和对于城市绿色景观格局的延续具有重要作用。改革开放以后,城市快速增长,天河新区迅速形成,同时广州沿珠江向东发展至黄埔和经济技术开发区,向北发展到了白云区的新市和石井,尽管城市环境不断恶化,水体污染,但一山(白云山),一水(珠江)的山水城市景观格局得到延续。外围的生态敏感带(北部流溪河平原,南部的果树保护区和花卉保护区)一直被保护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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