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权与土地流转 迎接“新土改”

　　农村土地制度正站在又一轮改革的十字路口，土地确权、农地流转正在成为撬动农村新一轮改革的支点。

　　2月27日，春节假期过后上班第三天，农业部召开新闻发布会，在此之前农业部会同中央农办、财政部、国土资源部、国务院法制办、国家档案局联合下发关于土地承包确权登记的文件，而这被认为是解决农村土地承包现实问题和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迫切需要。

　　经济学家华生[微博]认为，土地流转、农民工离乡务工和农地非农用是三农问题的新焦点，其中土地流转位列第一。

　　农用地的流转看起来是传统农业社会的问题，实质上源于工业化大环境中农业科学技术和装备条件的进步，以及非农人口的持续扩大，农业生产中产生了规模经济和专业化生产的条件和需求。而这也是近几年一号文件重点关注的方向。

　　某种程度上，土地流转实际上是撬动中国农业现代化的杠杆。只有使土地经营权可以交换、交易，才真正保护了农民的利益，才能使过剩的农村劳动力从土地上脱身出来，才能够使农民有资金从事其他方面的事情，才能够使那些生产大户通过资本运作的方式来聚集生产要素的资源。

　　三农领域，加大改革创新力度,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无疑成为农村工作的重中之重。如何在改革过程中确保土地公有制性质不改变、耕地红线不被突破、农民利益不受损?土地确权，农地自由流转迈出了第一步。

　　在农地流转大潮下,河南、黑龙江以及湖北的农村，在土地流转上都有自己的故事。

　　组文一 黑龙江：流转价格逐年增加

　　在黑龙江，流转到种粮大户的土地，仍然会从事传统的大田作物生产，“老百姓不说什么土地流转，就是把地租给别人种，谁给的钱多租谁。”

　　上涨的地价

　　“不行，价格肯定要涨。”45岁的赵晨在对电话的另一面斩钉截铁地说。22日，农历大年初四，过完年，又到了决定家庭名下25亩土地转租的日子。

　　坐在哈尔滨市郊的家中，谈论老家绥化市后旗村的承包田，是这位已经离开土地十几年的前农民每年的必修课。自从2001年离开老家开始在城市打工，围绕着土地的春种与秋收，都像都市中消失的蛙鸣一样只成为记忆中的印象，但每年的承包田转租都会在不经意中唤起对土地的记忆。

　　“开始进城的时候都是把地租给老家的亲戚种，那时候价格也低，就是一两千的样子。”而现在，随着城市化的进程，在黑龙江这个中国最重要的粮仓，纯粹的农民逐渐减少的速度正在加快，最早租种赵晨土地的亲戚也早已习惯了打工生涯，土地转租的接盘者变成那些种粮大户。“老家的亲戚都进城了，生活好坏不说，最起码不用吃种地的苦了。”

　　与往年不同的是，2015年的土地流转，让这位东北农民拥有了绝对的话语权。“去年粮食丰收，国家各种补贴也不少，种地赚钱比前几年多，土地价格肯定要涨。”赵晨新打听到的消息是，2015年后旗村的土地租金价格很可能会达到700元每亩，比上一年至少上涨15%。

　　根据国务院《关于引导农村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意见》，土地承包经营权属于农民家庭，土地是否流转、价格如何确定、形式如何选择，应由承包农户自主决定，流转收益应归承包农户所有。

　　事实上，根据赵晨的经验，从更长的时间段测算，老家的土地转租无论是面积还是价格都在逐年增加之中。虽然是地处松嫩平原的中部，拥有最好的黑土，但在后旗村，平均每家不到20亩土地上的收入对农民来讲还是不如打工的效益更加直接。“在东北种地，其实就是春天忙一个月，秋天忙一个月，剩下的时间就是呆着，收入少也很正常。”

　　现在，在后旗村至少60%以上的土地已经流转到了种粮大户的手中。

　　与赵晨的情况类似，同样位于黑龙江的黑河市农村，土地流转早已成为普遍选择。只是这里的农民更加羡慕绥化等地较高的地租价格。

　　“我们这里每垧地租金最多也就是4500元，与绥化那边没法比。”随女儿在天津生活多年的孙告诉新金融记者。

　　在老家黑河农村，因为土地开发程度相对较低，不少农民在家开荒的土地面积甚至会超过承包田，虽然拥有一样的黑土地，但是因为积温等原因，玉米、大豆等农作物产量和质量相对较弱，在黑龙江的黑河、孙吴、嫩江、逊克、北安等北五县，土地流转的价格较省内其他地区相对较低。

　　从自发到认可

　　据测算，平均每名农村劳动力经营耕地能力至少在70亩以上，而现实是，在与黑龙江紧邻的吉林省，每个农业劳动力负担耕地面积为10亩;实际耕种面积仅为经营能力的1/7。在东北粮仓确保耕地面积和种粮面积的情况下，将土地流转给种粮大户，是实现耕种效益提高的重要方式。

　　“农村土地流转的效益是明显的，对于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增加农民收入的好处是看得见的，但是一定要注意，土地流转应该尊重农民的自主权。”中国社科院农村所研究员李国祥告诉新金融记者。

　　李国祥介绍，农村土地流转和当年小岗村一样是由农民自发开始的，之后政府加以鼓励和支持，并在政策上给予保驾护航，使之成为一个不可逆转的潮流。

　　在东北的另一个省份辽宁的辽阳市，因为大力加强土地流转服务，引导土地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流转，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流转土地60万亩，其中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流转土地40万亩。因为农村土地流转规范有序推进而成为该省的土地流转示范地区。

　　一般来讲，在东北的农村，土地流转集中之后，并未改变之前的种植结构，但是因为实现了机械化耕种，使亩均单位成本降低，种粮大户的效益是稳定的。

　　“前几年也有人来要求租地种，但今年是竞争最激烈的一年。”赵晨认为，2014年的好收成是最主要的原因。

　　黑龙江省省长陆昊做的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验证了这一说法。当年黑龙江，“粮食再获大丰收，预计总产1352亿斤，持续保持全国第一，增量占全国增产总量近50%，农民人均纯收入突破万元。”

　　在黑龙江，流转到种粮大户的土地，仍然会从事传统的大田作物种殖，“老百姓不说什么土地流转，就是把地租给别人种，谁给的钱多租谁。”

　　另一方面，流转的速度和范围并不令人满意。2013年末，吉林省土地流转面积为农民承包耕地的24%，一家一户的家庭经营仍然是吉林省农业生产的主要经营方式。有当地学者将其弊端进行如此总结：“家庭分散经营，管理方式粗放，重复购置农业固定资产且使用效率低下，增加农业生产者生产成本，严重制约先进农业科技在农业生产中的推广应用，土地产出率和劳动生产率提高缓慢。”

　　不只是东北，2015年初，甘肃省以一号文件的形式，确定将稳妥推进农村土地流转，土地流转的价格、形式由承包农户自主确定，流转收益归承包农户所有。

　　以土地流转为代表，有人认为2014年是“新土改”的开端，2015年则将是重要发展的一年。

　 适度规模经营下的流转策略

　　在湖南浏阳，适度规模流转土地的情况在5年前就已经轰轰烈烈地展开了，而在此之前，这里已经渐渐有了属于自己的发展农业经济的沉淀，适度规模种植烟草正是这个地区长期沉淀形成的较为独特的土地流转现象。

　　规模小了

　　已经到了正月初八，聂永红却不得不闲坐在自家三层独栋小楼里。窗外是沙沙的雨声和湿漉漉的田地。正常情况下，此刻的他应该在自己承包的烟草地里施肥料。但是今年这里的雨从春节前就开始没完没了地下，这让他和其他烟农都无法下田。

　　“每年正月初六撒肥料，3月20日栽烟苗。今年撒肥料要推迟了，只能等雨停了再说。”聂永红望着窗外说。

　　聂永红承包的烟草地位于湖南省浏阳市北盛镇边洲村，湘江支流捞刀河从这里流过，在这个多山的丘陵地区，冲积形成一片难得的平整土地。

　　近年，北盛地区更是大力推行土地整理运动，将原来略有起伏的土地整理平整，把原来家庭承包的小块土地集中形成大块土地，再兴修水利、田间农机道路等。土地整理后，更加有利于拖拉机、耕田机、插秧机、收割机等农机的使用。机械化的推广和土地管理的方便，使得一家农户能够有精力经营管理更多的土地。

　　得益于天然的有利条件，加上土地整理、农机优惠等政策的推行，边洲村等靠近河流、拥有大块平地的村庄的分散耕地在这两年渐渐集中流转到种烟大户手中。

　　如今，边洲村也是浏阳市142个种烟村中比较主要的一个。当地烟草站相关负责人告诉新金融记者，浏阳市共有25个乡镇，其中20个都种植烤烟，大概有3338户烟农，种植面积7万多亩，2014年实现烟叶总产值2.9亿元。

　　“三四年前，我们村烟草种植面积有一千多亩，这些土地分散在60多户烟农手中，而这两年已经集中到了20户烟农手中。”聂永红说。

　　烟草的经济价值相对水稻较高(一亩烟草的收益大概是一亩水稻收益的4倍)，现在当地种植烟草渐渐成为主流，也成为当地流转土地最主要的用途。

　　聂永红从2004年开始承包土地，开始规模较小，从2008年起，聂永红开始扩大种植规模，跟一位合伙人一起，流转了100亩耕地。

　　2009年之后，中国农村耕地流转确权问题逐渐得到重视，当地政府发放《土地流转合同》，聂永红跟农户之间也由口头协议变为签合同。

　　不过，因为种植烟草和烤烟的技术要求太高，太大规模种植很难保持烟草质量，所以当地烟草站并不鼓励烟农种植太大规模。

　　“我们鼓励烟农适度规模经营，推荐最佳种植面积在30~60亩之间。”当地烟草站一周姓负责人表示。一组数据显示，2014年，当地烟农种植20~40亩左右总利润普遍在4万~12万元;50亩~70亩的总利润普遍在5万~13万。可见，种植面积加大将近一倍，但是总利润却很难翻倍。

　　另外，最近几年当地消费者的消费等级上升也是烟草站鼓励适度规模种植的重要原因。据了解，当地主产香烟品牌是芙蓉王和白沙。芙蓉王的价位较高，白沙次之。周姓负责人表示，现在当地消费者大多抽15元左右的精白沙。

　　聂永红告诉新金融记者，市场的变化和相关部门的引导给土地流转带来了最直接的影响，2009年以后，他自己很少种植100亩烟草了。现在他手里的土地仅剩70亩。2014年，边洲村实际烟草种植面积是1300亩，2015年减少为1200亩。

　　直补没了

　　作为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聂永红表示自己对上面有关土地的政策并不熟悉，他所能直接接触到的政策方面的东西，就是政策性补贴。

　　以往在当地，烟草站和当地政府每年都会给大户烟农补贴。烟草站每亩补贴300元，当地政府补贴100元。聂永红是从2008年开始拿到这部分补贴的，每年能获得的政策性补贴大概在5万左右，7年的时间从未间断。

　　但是在2015年，烟草站突然取消了这部分补贴，这直接导致了边洲村烟草种植面积直接减少了100亩。

　　上述周姓负责人告诉新金融记者，事实上这部分补贴并没有取消，而是以另一种形式补贴到了烟农手中。他表示，2015年的烤烟收购价格已经出炉，上等和中等烤烟收购价格明显加价，下等烤烟则会降价收购。等级较好的烤烟所加的收购价便是原来给烟农的补贴。

　　在当地烟草站院内，新金融记者看到一份《2014~2015烤烟收购价格》，表格显示，2014年多个品类上等烤烟收购平均价在1409元，2015年为1611元，涨跌比例为14.34%;中等烤烟收购平均价2014年为822元，2015年为886元，涨跌比例为7.79%;下等烤烟收购平均价2014年为313元，2015年为297元，涨跌比例为-5.11%。

　　“这么做主要是为了督促烟农把烟种好，原来直补给烟农时，无论种的好坏都可以拿到补贴，但是现在只有种得好的烟农才可以享受高价收购。”周姓负责人说：“现在市场上不缺烟叶，但是缺好烟叶。”

　　聂永红表示，他自己并不担心这样的政策调整，因为他对自己的种植技术有信心。跟聂永红坐在一起闲聊的邻居们告诉新金融记者，村里虽然种植烤烟的大户比较多，但是种植技术好的不多，部分烟农甚至亏本。聂永红是这10年来种的最好的，产量高、质量好，从来没有出现亏本的情况，综合收益可以排到浏阳市前十名。

　　在他们家客厅里，2012年度烤烟生产“优秀规模种植户”的奖状就挂在最显眼的位置。最近几年，聂永红每年都能拿到当地政府给烟农们颁发的这项唯一的奖项，还有2000元的奖金。

　　当地一位村民对新金融记者说，去年村子里有一户烟农因为施过了肥，导致烟草质量下降，直接亏了3万元。种烟草是技术活，施肥、采摘烟叶、烤烟，每一个环节都要精心把握。例如采摘烟叶，必须要凌晨4点起床，采摘带有露水的烟叶，这样的烟叶不会烤焦。如果在当天10点之后还没有采摘回来，烟叶失去露水，就很容易烤焦。烤烟又很费神，必须掌握温度。烤烟一般在晚上还要继续进行，必须每隔两个小时起床查看。如果一个环节没有把握好，烟叶等级就会下降。

　　“这次政策调整，对技术不够牢靠的烟农会有一定打击。”上述村民表示。

　　“外地人”来了

　　在浏阳市北盛镇大片平整的耕地间穿梭，大片盛开的油菜花田、整齐的蔬菜大棚、间或田间地头出现的一个小木屋都是景观。

　　当地一位负责人告诉新金融记者，这些小木屋里住的大多是来自贵州、浙江、益阳等地的外地人，他们那里多山地，少耕地，这两年陆续来到这里承包土地，种水稻、蔬菜、西瓜等。当地政府对这些“外地人”的态度大多是支持，但是，对聂永红等在当地承包土地的村民们来说，这些外地人大多“来者不善”。

　　当地村民介绍，在他们到来之前，当地土地承包者们跟村民签《土地流转合同》，租金一般都是一亩地给300~400斤稻谷，或者300元现金。益阳人一来，租金立马变成了一亩地给400元现金。

　　为了争夺土地，当地土地承包者们不得不将租金也改成每亩400元现金。但是，当地承包者们刚追齐400元的租金，这些外地人又把租金加到了450元/亩。在北盛镇一块大棚西瓜地里，承包土地的瓜农是来自浙江的，他说这块大棚西瓜地的租金是800元/亩。

　　“外地人过来，直接抬高了地价。”聂永红说。不仅如此，他们的到来也对他们流转土地形成了压力，如今周围村庄里流转土地最多的也都是这些外地人。

　　不过，贵州等地农民的到来又使情况发生了一些改变。一位贵州六盘水过来的农民告诉新金融记者，他们在一家规模较大的承包商那里做农活，一年的薪水是2.5万元。聂永红表示，雇用当地人一人一年大概要6万多元。而且他们那边的人到这里一签就是一年，很省事。

　　“所以，他们的到来，算是降低了我们的人工成本。”聂永红说。